本文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上的发言。

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谈论“公益基础设施建设”比较早，我先引用她的定义：“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一种软的基础设施，它是公益行业的‘道路’、‘桥梁’、‘水’、‘电’、‘通讯信号’等，这些‘基础设施’是支撑公益行业运作的基础性环境，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有效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。”

下面举几个公益基础设施及其效用的案例。

2017年10月13日，在日内瓦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驻华代表处和中国基金会中心网（CFC）向全球共同发布“慈善与可持续发展——中国行动”实时平台与英文版报告。项目实时平台以CFC大数据为基础，结合人工分类和机器学习，针对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，把中国5000多家基金会和8万多个相关项目进行了详细分类。这一阶段的成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，包括时间、空间、类型、支出与资产五个维度，首次全方位多维度、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基金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贡献。UNDP表示，能够从大数据中做出慈善与SDGs报告的，中国是第一家。

2018年7月16日，“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（N-GDP）测算”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举行。这项由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团队主持、南都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成果显示，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，占当年GDP的0.37%，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.73%。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，占当年GDP的0.86%，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.66%。这项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研究是公益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填补了国家统计体系的空白。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加上社会贡献，就基本能回答“我是谁，从哪来，往哪去”的终极问题。

今年初，新冠疫情爆发，全国公众都在关注湖北，各路公益力量和捐赠资源汇聚湖北，此时，组织协调工作非常重要。以“基金会救灾协调会”为基础，“抗击新冠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网络”及时启动运行。从2月29日开始，“基金会救灾协调会”公众号每日发布各社会组织响应此次疫情的行动信息。“协作网络”从信息协同到行动链接、能力建设、公众倡导和国际工作网络的对接，为实现多方协同、合力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上面所举的基金会数据平台、N-GDP测算研究和应急协作网络建设，都是重要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。

2019年，南都、沃启、敦和基金会和资助者圆桌论坛（CDR）在基金会论坛年会上联合举办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，引发了行业热议。今年，我们再次联合举办慈善基础设施论坛，同时发布《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》，试图把这一公共话题引向深入，呼吁基金会与行业行动者们提升行业发展的公共意识，加入到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。

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体系庞大、层次复杂，有形无形兼备，软件硬件俱全，虚实结合，互为支撑。怎么才能说得比较清楚呢？我借用一下王阳明的话：“所谓的吾性自足，就是由外而内的道理，需要从内心寻求。”对于一家公益慈善组织来说，基础设施属于外部设施，而不是内部建设，大家经常会以为，这和我有多大关系？但是，如果从内部、从内心来寻找、来体会，就有感觉了。我似乎找到了一条规则，任何一家慈善机构及其领导人在机构发展中，凡是感到困惑、纠结、烦恼、无助，乃至痛苦、愤怒、惊恐、精神奔溃的问题，几乎都与慈善基础设施的缺失有关。

资源不足、筹款难，特别是草根NGO资源困境难解，这关乎公募权的开放，互联网募捐工具的自主选择，还有募捐可以投入多少成本？英美国家慈善募捐成本是15%-25%，中国允许10%吗？制度不允许，公众难接受。这里关系到法律、制度、互联网络、资助型基金会发展、慈善文化等诸多基础设施的完善。

在基础设施中，文化是看不见的，但它影响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。文化如同空气，“雾霾空气笼罩下，高速公路要封路”。我曾撰文呼吁：“文化重建，大道无形。”

人才缺乏、能力不足，特别是难以吸引适应科技发展和市场化管理的专业人才，这又与公益行业人力资源政策不开放、人才培养不足、流通不畅以及相关专业服务、中介服务平台发育不足相关，还与社会和媒体对公益从业者的道德绑架有关。

优秀公益产品规模化，对品牌创建机构来说是有心无力。中国好公益平台的构建，成为好公益产品规模化的“高速公路”。

税收制度是公益慈善最重要的政策基础设施，而当前，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收益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，社会服务机构的税收优惠远远没有到位。

公益慈善行业自治、自律和发展、自我约束，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，现在的慈善行业组织均为官办。同议题领域慈善组织在交流合作和政策倡导方面缺乏协同，需要构建各式网络合作平台。

中国每年志愿服务时间折合价值在数百亿。几乎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有志愿者，这些价值不记录，就相当于慈善资产的流失；记录下来，可以增值、存取、兑现，激励志愿服务的热情。这就需要志愿服务时间银行的建设。“基于区块链的公益链时间银行”已经在去年12月发布，一家不够，还需要有更多的时间银行出现。

继续罗列，还有很多。先由内观外，再由外观内，就可以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和重要性了，也明白基础设施的短缺给自己带来的麻烦。

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属性，谁来投资都面临很大挑战。最好是别人来投，我来享受，这种“公共品搭便车”的想法在公益行业非常普遍。国外基金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在年度预算中占比的中位数是8%左右，南都基金会占比60%。全球资助者支持计划（WINGS）拿到南都基金会数据后，开始不相信，后来经解释我们就是一家以“支持民间公益”为使命的机构，他们才理解了。当下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，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，在资源投入和政策倡导上同心协力。如果继续事不关己、总搭便车，那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堪忧。

最近看到一位非“圈内”专家张利写的《公益产业政策：一种国家视角下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》。他提出：公益领域和社会组织事实上属于广义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维度，其有效发展需要在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基础上，形成相关的“公益产业政策”，并与公益行业自身推动的“行业基础设施建设”相结合，才能更大限度的支持公益行业、以及国家社会的积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。

推荐大家认真读读张利的文章，这有助于我们打开脑洞。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公益产业成本、规模与效用的文章，也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。